一、基本案情

2023年5月25日，王某到A租車行以自己名義租賃一輛奔馳汽車，后找到孟某讓其出面利用該車輛去質押借款，事后二人進行分成。孟某同意后，王某便與孟某一起偽造了行駛證及機動車登記證書。第二天上午，孟某以質押借款的方式騙取龐某借款60000元人民幣，孟某、王某每人分得30000元。次日，A租車行通過車載GPS定位找到龐某處并報警，目前該奔馳車已被發還給A租車行。

二、分歧意見

對于孟某、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四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租車質押借款詐騙的行為應整體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一罪，后面借款行為作為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孟某僅參與了事后行為不構成犯罪，王某構成合同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以實際被害人為準，本案車輛已發還給車行，車行實際無損失，受損失的是借款債權人，因此認定孟某、王某構成詐騙罪，以實際損失金額作為詐騙金額。

第三種意見認為，租車質押借款詐騙的行為應分為前行為（租車行為）與后行為（質押借款行為），前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后行為構成詐騙罪，前后行為屬于牽連犯，擇一重罪處罰。孟某因只參與后行為，僅構成詐騙罪。王某前后行為均參與，同時構成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應從一重罪處罰。

第四種意見認為，租車質押借款詐騙案件中，租車行為屬于正常的市場經濟行為，不構成犯罪，而后面將租來車輛質押借款行為構成詐騙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即孟某構成詐騙罪、王某同時構成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應從一重罪處罰。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從行為侵犯的法益分析，合同詐騙與詐騙最根本的差異在于侵犯的法益不同，合同詐騙罪不僅侵犯了財產性利益，更為主要的是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對于典型的租車質押借款詐騙案件來說，前行為在正規車行租賃汽車，雖然使用了真實姓名簽訂租車合同，但是隱瞞了不會歸還汽車并將汽車用于抵（質）押的目的，一方面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合同相對方為從事經常性經營活動的市場主體，其交易行為具有公開性、公共性，不僅侵犯了租車行的財產性利益還擾亂了正常的租車秩序，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而后行為的抵（質）押車輛借款的行為，其交易主體系個人之間，不屬于市場經營主體，不會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故后行為不宜認定為合同詐騙罪，而應認定為詐騙罪。

第二，前后兩個行為屬于牽連犯。在典型的租車質押借款詐騙案件中，行為人在主觀上主要目的是想將租來的汽車當作騙取借款的工具、手段；在客觀方面，租車的行為是手段，騙取借款的行為是目的。前后兩個行為屬于手段與目的的關系，關聯程度相對緊密。而且司法實踐中，租車質押借款詐騙的案件頻發，租車行在租車合同中明確寫明“租車人不得將車輛予以抵押或質押”，這說明該類型犯罪已達到了常發性的要求。因此前后兩個行為構成牽連犯。

第三，將前后兩個行為均認定為構罪，且從一重罪處罰，能夠完整地評價整個案件事實。如果僅將前行為認定為犯罪，后行為認定為不可罰的事后行為的話，那么對于一些非典型性案件難以認定。例如案例1，本案中孟某僅參與了后行為，也就是騙取借款的行為，沒有參與到前面租車的行為，就很難認定該案孟某構成合同詐騙罪。又因為后行為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那么結論就是孟某不構成犯罪。這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僅將后行為認定為犯罪，前行為不認為是犯罪的話，則對于一些特殊情況也難以解決。例如案例2，行為人甲欲租車抵（質）押進行借款詐騙，在車行租賃好汽車以后偽造了行駛證及機動車登記證書，在向被害人乙借款時，被乙識破報警案發，因為沒有實際騙得借款也沒有具體借款金額（還沒有談到能夠借多少錢），則很難認定構成詐騙罪（既遂或未遂），既然前行為也不構成犯罪，則甲整個行為就很難認定為犯罪。這顯然是不合理的。而將前后兩個行為均認定構成犯罪，且屬于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時，則既能夠完整評價整個案情，也能夠很好解決非典型租車抵（質）押借款詐騙的案件。例如案例1，也就是本案中的孟某，沒有參與前行為，根據共犯理論，不對前行為負責，即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孟某參與了后行為，也就是偽造證件進行抵（質）押汽車騙取借款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案例2中，即使后行為因沒有具體詐騙金額而不構成詐騙罪，但是前行為即租車行為可以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第四，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將前后兩個行為均認定為犯罪，才能更好地保護兩邊受害人。典型的租車質押借款詐騙案件中，租車行一般能夠根據車上的GPS找到被租賃的車輛，現場報警后車輛往往會被扣押發還給車行，車行通常不會有損失，受損失的則是借款債權方。因車輛被追回沒有質押物可變現，又因嫌疑人將借款進行網絡賭博或者揮霍而無法追回借款，借款債權方利益很難得到保障。如果將前行為認定為犯罪，后行為作為不可罰的事后行為，那么只能將車行作為被害人，借款債權方不能作為刑事被害人。又因為車行追回了車輛，可能會對嫌疑人表示諒解，這就導致嫌疑人在沒有歸還借款的情況下獲得了被害人所謂的諒解獲得從輕處罰的機會。而借款債權方因不能認定為刑事案件被害人，便失去了利用諒解書促使嫌疑人返還借款的救濟途徑。

第五，后行為因具有期待可能性，不能認定為不可罰的事后行為。所謂不可罰的事后行為，是指在狀態犯實行行為完成后，為維持或利用不法狀態以確保犯罪利益得以實現的行為，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某一犯罪構成，但因法律對該事后行為缺乏適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故不單獨定罪處罰的行為。例如小偷盜竊財物后進行銷贓，因為不能期待小偷盜竊財物后不銷贓，也就是對于銷贓行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所以銷贓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偷盜一輛汽車后，偽造了證件冒充車主，將車輛賣予他人，這時候就屬于欺騙型的銷贓，侵犯了新的法益，讓被害人受到了經濟損失，這時候就不再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也就是正常銷贓（沒有欺騙他人）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而非正常銷贓（欺騙他人）因為侵犯了新的法益則應獨立定罪。本案就屬于欺騙型的銷贓，應當獨立定罪。

綜上所述，本案在案的孟某因只參與了騙取借款的行為，沒有參與前面租車的行為，所以僅構成詐騙罪一罪。而同案犯王某因全程完整地參與了整個案件過程，其同時構成合同詐騙罪、詐騙罪，根據車輛鑒定價格計算比較兩罪量刑輕重，確定具體罪名。